燕国的兴盛与燕昭王的人才战略关键字 燕国的兴盛与燕昭王的人才战略燕国在战国七雄中比较弱小，在很长的时期里默默无闻，未能参与逐鹿中原、争夺天下的斗争。但是，燕昭王在位时期(公元前311-公元前279)却一度崛起，焕发出大光彩。燕国由弱到强，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，如果从统治者的政治举措考察，应该主要归功于燕昭王的人才战略。 燕昭王是燕王哙的儿子，他继承君位前，燕国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：燕王哙听信他人的蛊惑，贪图让贤的虚名，稀里糊涂地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。子之这个人原本就“贵重主断”，一朝权在手，更加不可一世，把燕国搞得“大乱”。国人不服，各种矛盾激化。太子平与将军市被举兵进攻子之，未克。之后，太子平与将军市被又互相攻击，二人在混战中被杀，“构难数月，死者数万，众人恫恐，百姓离志”。强邻齐国乘机入侵，“士卒不战，城门不闭”，齐军大获全胜，燕王哙和子之都死于乱军之中。燕昭王就是在这种国家残破、民心离散的形势下登上君位的。 如何收拾这样一个烂摊子，是摆在这位新君面前的一大难题。邻国的经验也许给了燕昭王以启发：当时，秦国任用商鞅，富国强兵；楚国魏国任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；齐威王宣王任用孙膑、田忌，国力大振，诸侯东面朝齐。他认识到，这些国家的兴盛，无不得益于贤能之士的智谋。要想使燕国振兴，也必须从延揽人才入手。由此出发，逐渐形成了他的人才战略。这一战略的要点有三： 第一，卑身厚币，以招贤者。所谓“卑身”，就是放下君主的架子，甘心执弟子礼，以贤者为师。它体现的是君主对贤士的尊重。燕昭王找到燕国名士郭隗，向他求教说：“齐国趁着我国的内乱入寇，先君死难，这一奇耻大辱，我誓死要报复。但是我深知燕国力量薄弱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如果能得到贤士与我共同治理国家，那是我的迫切愿望，希望先生能帮助我物色人才”。郭隗回答说：“人主所抱的态度不同，得到的人才高下也就不同———想称帝的和师长相处，想称王的和朋友相处，想称霸的和臣僚相处，想亡国的和仆役相处。”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郭隗进一步论证说：“国君对于贤士，如果能以师事之，那么，胜过自己百倍的人才就会到来；国君对于贤士如果能认真思考他们的意见，那么，胜过自己十倍的人才就会到来；国君如能平等待人，那么，和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才就会到来；国君如果架子很大，派头十足，对贤士颐指气使，随意呵叱，那么，奴性十足之人就会到来。总之，能够以贤者为师，虚心受教，才能招来贤者，这是自古以来的‘服道至士’的方法。”燕昭王一听，连连称善，进而请郭隗向他推荐人才。郭隗说：“大王如果一定要招至贤士，那就请先从我郭隗开始吧！像我这样的人大王都能重用，何况比我强的呢？一定会不远千里来投奔的。”燕昭王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就为郭隗建造宫殿，拜郭隗为师，予以侍奉。 所谓“厚币”，就是不惜重金，待遇优厚，表现的是统治者对贤士价值的肯定。古今中外的招贤措施，都少不了这一条，似无须多论。但燕昭王还是有自己的特色，他独出心裁，“筑黄金台，置千金于台上，以延请天下名士。”这毕竟是一种创举。它表明，在燕昭王心中，贤士的价值比黄金还要宝贵。 燕昭王“卑身厚币”的举措成效显著：“乐毅自魏往，邹衍自齐往，剧辛自赵往。士争趋燕。”乐毅、邹衍、剧辛都是当时的风云人物。乐毅，中山国灵寿人，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。邹衍，齐国人，阴阳家的代表人物，稷下学官的著名学者，提出“五德终始”、“大小九州”等观点，每到一国，无不受到诸侯的隆重欢迎。剧辛，赵国人，军事家。这些名士们争相来到燕国，充分显示了燕昭王人才战略的感召力和吸引力。燕昭王筑黄金台以养士，不但在当时闻名遐迩，为贤士所倾慕，还穿越历史时空，为后世所景仰。 第二，破格提拔，不谋父兄。贤才吸引来了，能否留得住，要看对贤才如何使用，能否使贤才尽其所长。如果只是把贤才当摆设，却不给贤才提供发挥作用的舞台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迟早贤才还会外流。燕昭王深知这个道理，他对贤才大胆使用，破格提拔，使贤才有职有权。燕昭王对乐毅的任用最为典型。乐毅原仕于魏，作为魏的使臣来到燕国。燕昭王欣赏乐毅的才华，看中了他的能力，便强留下他加以重用，“厕之宾客之中，立于群臣之上，不谋父兄，以为亚卿”。亚卿是地位仅次于正卿(多为君主的同姓贵族担任)的上大夫，乐毅刚来到燕国就被授予这样高的官职，充分表现了燕昭王对乐毅的器重。 “不谋父兄”值得再说一说。“父兄”指同姓大臣。按照常规，国君任用官员是要征求同姓大臣的意见的。孟子就曾经说过：“国君选拔贤人，如果迫不得已要用新人，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在尊贵者之上，把疏远的人提拔到亲近者之上，对这种事能不慎重吗？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好，不可轻信；众大夫都说某人好，也不可轻信；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，然后去了解，发现他真有本领，再任用他。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好，不要听信；众大夫都说某人不好，也不要听信；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，然后去了解，发现真的不好，再罢免他。”孟子所论，重点在于强调任用贤才须慎重，与燕昭王任用贤才的果断和大胆似有所不同。但孟子讲的道理，适用于平常时期，而燕昭王所处的却是非常时期，容不得拖延，更不能没完没了地考察。孟子所论与燕昭王所行又有一致之处，那就是国君要有主见。燕昭王对乐毅的提拔和重用，充分表现了他过人的明智和识断。 乐毅在燕国，一无亲戚，二无故旧，没有任何“关系网”，可以说是个“外来户”，燕昭王一下子就将他“立于群臣之上，以为亚卿”，如果站在保守的勋戚的立场上，这简直是难以理解的，可以提出数不清的排斥乐毅的理由，什么“曾为魏使，未必与我一心”呀，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呀，“年资尚浅，未可以当大任”呀，不一而足。燕昭王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的局面，形势紧急，人才难得。任何犹豫拖沓，都可能丧失机会。因此，燕昭王偏能“不谋父兄”，不听同姓群臣那些带有偏见的议论，当机立断，看准了就办，大胆起用了乐毅。此举，为乐毅这位杰出军事家提供了施展才智的平台，也使燕昭王实现自己振兴燕国的夙愿有了人才保障，成为其人才战略成功的关键。 第三，充分信任，放手使用。燕昭王没有看错人，乐毅一上任，就显露出超人的才华。他针对燕昭王急欲报仇雪耻的心情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，提出了克敌制胜的方略。他说：“齐国是个大国，过去曾称霸诸侯，当今也仍有很强的实力，‘练于兵甲，习于攻战’，要想战胜它，不能急于求成。而应做长期的努力：一是要改革内政，二是要搞好外交。”经过二十八年的积累，“燕国殷富，士卒乐佚轻战”，经济实力大为提高，国民的凝聚力大为增强，伐齐的条件基本具备。外交方面，乐毅提出“必与天下图之”的策略，联合楚、魏、韩、赵等国，结成反齐军事联盟。至此，伐齐的条件已完全成熟。公元前284年，燕昭王任命乐毅为上将军，授以相国印，合燕、赵、楚、魏、韩五国之兵以伐齐。在济西大会战中，击破齐军。楚、魏等国的军队力疲而归。乐毅则不给敌军以喘息机会，率燕军乘胜前进，轻卒锐兵，长驱直入，一举攻克齐都临淄，齐闵王逃入莒城，仅以身免。燕国取得了自五霸以来空前未有的胜利。 其后，燕国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，燕昭王又命令乐毅留下来继续战斗，夺取齐城之未下者。燕昭王对乐毅充分信任，放手使用，从不对乐毅的军事行动进行干预，更不要说掣肘，从而能使乐毅淋漓尽致地施展其军事天才。乐毅又在齐打了五年，转战千里，下齐七十余城，除莒、即墨两城以外，其他齐国城邑全被攻下。至此，乐毅的功业达到光辉的顶点，燕国的国势也达到了强盛的巅峰。这是战国时代五彩斑斓的历史画卷中极富魅力的一页。乐毅在军事上的胜利，燕国的振兴和强盛，正是燕昭王人才战略的成功和胜利。 公元前279年，燕昭王死，燕惠王立。当时，乐毅对莒、即墨两城采取围而不攻，以待时机的策略。齐人到燕进行反间活动。昏聩的惠王听信谣言，派骑劫往齐指挥燕军，召乐毅回国。乐毅担心被杀，便逃亡赵国。骑劫平庸无能，在与齐军作战中被杀，燕军望风而逃，齐国很快就收复了失陷的70余城。燕国从此走上衰亡的道路。很清楚，能否正确地选拔和使用人才，关乎一个国家的盛衰成败，中外古今，概莫能外。
|
|||||||||||